和书法家不同，福州坐馆的许多先生就对王文龙的《欧体楷书九十二法》大加称赞，认为此书：“完整，实用，照此书做来，一笔一画只按间架来行，如何会有不成者？”
“是初学者启蒙之导师，应该要家喻户晓，人手一册，成为学书之人案头必备。”
最推崇王文龙的是福州生员李洵，王文龙都没听过这人名字，打听之后才知道是在福州一个观音庵里面开私塾坐馆的先生。
这人之前就很是欣赏王文龙的作品，王文龙的书法书一出，他就主动将之用于教学，而有了王文龙的《欧体楷书九十二法》之后他的教学成绩果然大大提高。
普通的商户百姓也不求什么学生能够考上举人进士，只看自家子弟的书法日渐写的漂亮，平日里给写个楹联字纸拿出去也有面子，便知道自家子弟长了本事，对李洵等先生颇为感谢。
有李洵这样的人物大为推广，《欧体楷书九十二法》在福建的名声也越来好。
如果说王文龙所写的开蒙读物和实用书籍还是褒贬不一的话，至于《葡萄牙国史》则是获得一片倒的称赞。
此书去年在商人和学者之间的流行到这时才终于慢慢沉淀到民间，甚至许多普通读书人是先读了《天演论》然后才有机会看到《葡萄牙国史》的。
王文龙写出《葡萄牙国史》将近一年之后终于在百姓之间彻底流传开，许多正经的点评版也陆续出现。
此时海内最出名的方志史学家“镜山先生”何桥远费小半年时间点评完《葡萄牙国史》，他在序中盛赞王文龙的作品：“研究西洋掌故发前人之所未见。读此书甚过读千本夷方志也。”
福建晋江出生的礼部尚书杨道宾也是此时的历史名家，他主张以古为鉴，曾经几度表进“三国志”“五代史”论给万历，想要向他劝诫朝政。
在外出主持乡试期间杨道宾收到了家乡好友寄来的《葡萄牙国史》，一读之下几乎废寝忘食，然后也开始动手做评注，此时也将自己的点评版送回福建老家出版。
他在自己的点评版中大赞：“观此西洋书籍，了解西洋诸国图强之本质，对大明之局势极可借鉴。”
随着《葡萄牙国史》在普通百姓和小文人之间流传开来，王文龙的名气日渐响亮。
他的名声终于大举跨过长江进入北方，在山东河南等地也有不少人谈论王文龙的作品。
这些地方的商品经济还没有像江南一样发达，还要担心边虏的入侵，北地的文人从《葡萄牙国史》之中却是看到了强兵的希望。
因为书中有许多地方表露出对于葡萄牙国开海攻战的称颂，有人以为王文龙也是坚定的主战派，至少也熟悉海外军事。
不少人将王文龙认定为一个有军事眼光的文人。
王文龙名气越来越响，连他的那两个对子也被许多人传抄。
“四面云山谁做主？一头雾水不知宗。”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两个对子写的实在太好，王文龙的故事也伴随流传，王文龙既有眼光又晓文才，甚至还颇有数理才能，被福建左布政史大礼请去做幕僚，自然而然被人当成小说话本里头的白衣秀士。
接着他在常州自述的身世也被渐渐传开，于是读者们又给王文龙添上许多传奇背景。
一个出生富贵，年少破家，励志读书，终有所成的名仕文人形象慢慢建立起来。
……
就在王文龙又得名气又挣钱，心中美滋滋的时候，袁无涯也终于从河南返回苏州。
他这趟去河南本来以为多少能弄到几本书稿，却没想到李贽已经北上，他的弟子们也风流云散。
河南安阳的董其昌等人以及朱载堉、王骥德又全部进入研究状态，一时都没有可出版的东西。
袁无涯还以为自己的出版社只能去淘换些次等作品。
这时他一回苏州就收到了徐树丕送来的王文龙的书稿，瞬间就大喜过望。
王文龙这时可是炙手可热，听说前几日还去常州主持了会讲，虽不知为何常州会讲内容不显，但如果能出版他的新书肯定能够获得收益。
“就是希望建阳的作品要保持原有水平才好……建阳写作速度太快，费个把月时间就出一本书，别给我弄个急就章出来。”
袁无涯心中念叨。
王文龙如此诚意，哪怕书写的不好，为了留住这个朋友也必须印刷，但如果是那种情况就有些不美了。
袁无涯翻开稿纸，先看看书籍名字叫做《国富论》，又看到王文龙自己做的序，说这是一本研究经商的书籍，袁无涯点点头。
早几十年归有光就描述过此时士商情况：“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
到了此时，“士而商”“商而士”的情况比比皆是，市面上也出了不少以士人和商人为共同读者对象的书。
《士商要览》《士商类要》《士商必备》……这些书籍一般讲论一些经商的道理和窍门，袁无涯觉得以王文龙如今的地位出一些这类的书籍也份所应当，毕竟王文龙名气放在那里，已经有了指导别人的资格。
但是读着读着，袁无涯渐渐皱起眉头。
王建阳写的是啥东西？
德化的瓷器产业发展，泉州的海丝集群研究，开中法的背景效果分析……
袁无涯越读越难受，根本读不快，费了一上午时间才看完一章内容，只感觉自己脑袋被填入许多新鲜知识，数量太大，弄得他头昏脑胀。
而这本书的真正味道也终于被他品了出来。
让他惊得目瞪口呆。
经济两字这时早已出现，普通人也能听得懂，一般认为是“经世济用”之学问。
具体内容涉及治国理政，发展农桑以利民生等等。
但是之前研究经济的人全都是从大道理上着手的。
“经世济用”中“经世”二字出自“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济用”二字出自“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所以此时经济研究者往往讨论先王之志和精义。
全都是哲学范围的东西，而王文龙虽然讨论同类问题，却完全不涉及高大上的哲学。
《国富论》只做地面上的讨论，将影响经济的各项因素条分缕析，这种讨论经济的方式前所未见。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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