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制度，在后世和平年代颇受争议，有些说法认为这一制度使得“国家国防军”成为空谈，军队成为政党专政的工具。当时他作为国企高管，对此自然不便置评。但在如今，他穿越到了唐朝之后，想法却是不同。
某党在实施了军政委制度之后，数十年间，无论战争年代或是和平年代，至少从未出现过部队成编制的叛变投敌情况，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说某位曾经一呼百应的党和国家领袖，在叛逃国外时也调不动哪怕一支成建制的部队，这就是明证。所以李曜认为，这种能够维持和保证军队极高忠诚度的制度，对于身处唐末乱世的他而言，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大唐当然没有政党，但大唐有藩镇、有节帅。李曜自己，就是节帅之一。
要知道大唐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之中逐杀节帅的事不胜枚举，虽然他如今并不担心会出现这种兵变，但任何掌权者都会下意识地将手中的权力抓牢，纵然李曜也不例外。
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才能使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出现的五代乱世被消弭于无形，而在当下的大唐，权力来源于兵权，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引入军政委制度都是利大于弊的。
但军政委制度在后世实施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一些弊端，李曜也必须尽量化解。刚才李筠所提到的这个最终决定权的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
军政委也好，教导员、指导员也罢，说穿了，其实就是政治监军，另外肩负了类似西方随军传教士曾经做过的思想引导工作。大唐的监军可少？真不少，但起到作用的有几个？或者说，真正起到让藩镇忠于大唐这个作用的有几个？因此军政委制度不同于简单的监军。
同时，李曜也不能容忍“监军”对军事主官在作战问题上过分考虑其他情况，以导致战争失利。某党在“雪村战斗”后痛失爱将，因此改变了政治主官在战斗时也拥有最终决定权的规定，改为作战时由军事主官掌握，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李曜最终的处理办法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非战争时期，各项事务均有军事主官掌握，但指导员拥有质疑权和否决权。质疑权的意思就是，指导员可以要求军事主官单独或者公开地对某些事情做出解释；否决权的意思就是，如果指导员不接受这一解释，可以要求暂缓执行，上报上级，做出最终裁决。另外，为免“上级”玩忽职守或可以包庇下级军事主官，指导员最高能上报“两阶上级”，称之为“越级申述”，即队正和队指导如果争执不决，队指导可以上报旅帅和旅指导，由旅级机构(也就是“营”级)做出决断，但如果这位队指导对这个决断不服，还可以直接上报到“军”，由都指挥使、军指导做出决定。
但为了保证“上级权威”，也就是历来所说的“军中自有阶级法”，因此李曜又规定：申请“越级申述”的申述的下级指导员，如果申述失败，将就地免职。
其次，在战争期间，如军事主官与指导员出现争议，则军事主官拥有最终决断权，战后由上级判断对错。有鉴于一般会闹到由上级判断对错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战斗失利之后，因此那个时候军事主官通常都是“责任人”，所以李曜也给予了军事主官“越级申述”的权力。当然，申述失败的结果也是就地免职。
其实这里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军事主官真的领导了一次失败的战争，罪名太大，弄不好就是死刑，那么他肯定要申述，而越级申述失败的结果也不过是就地免职，因此他获得了两次申辩的机会。
然而李曜认为这是值得的，一个好的指挥官，其培养绝不容易，他不能容忍一个优秀的指挥人才被自己的规定轻易害死。这道理就如同当初河中之战后他费尽心思，既要让史建瑭长记性，又不能真把他杀掉“以正军纪”一个道理。因此，给予军事主官两次申辩的机会，符合他设置这一制度的初衷。
再次，李曜设置的指导员，在平时的训练中必须参训；队级指导员必须熟知全队所有士兵的家庭和个人情况，包括个人爱好等，而旅(营)级指导员必须了解到火长，以此类推；指导员在战斗时期，要求一直与军事主官处于同一战斗层面，如军事主官未曾撤退，指导员也不能脱离战斗，否则全体士兵均有权力当场击毙该指导员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李曜给予指导员极高的地位，极大的权力，但同时也赋予全军上下监督指导员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权力与责任成正比。
听完李曜的详细解释，李筠不由问道：“指导员的设置，羽林军也同样执行？”
李曜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羽林军算起来并非藩镇军队，而是天子近卫，如果也按照河中军的规定设置指导员，恐怕引起物议。
然而李曜却坚持道：“不错，左右羽林均按这一办法设置指导员职务。”
李筠望向李曜的眼神顿时有些不同了，但他却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次日一早，河中军派出多路探马向西探查李茂贞岐军动向，而李曜则开始华州军的临时整编。华州军的整编暂时来说肯定做不到河中军整编的层次，李曜只能进行遴选、重编和“掺沙子”。遴选是在约莫四万华州战兵中淘汰一部分老弱，最终遴选出三万战兵，其中最精锐的两千人按照习惯编入近卫军，剩余两万八千人分别编为四个军：定远左军、定远右军、靖远左军、靖远右军，这四个军也是按照河中军的编制，每军七千人。
重编无须多说，就是打乱了原先华州军的编制，全部重新再编，主要是为了预防原先那些小团体扎堆闹事。至于掺沙子，无非就是从河中军的基层抽调人手，充当华州整编军的中低级军官。李曜对后世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基层军官素质决定其战斗力”的说法深信不疑，同时也相信只要掌握住了基层军官，基本上也就掌握住了部队这个观点。
好在李曜一贯注意培养自己军队中的基层骨干，他的军队一贯重视培养基层军官，因此突然抽调一批基层军官到新军之中，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且相应的，这批原先多半是“副手”的基层军官忽然得以转正，对李曜的忠诚度显然也要大为提升。
这四个新军的都指挥使，分别安排为定远左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定远右军都指挥使咄尔、靖远左军都指挥使魏逊、靖远右军都指挥使陆遥。
但是这么一来，开山右军、摧城左军以及破阵左右军、定远左右军、靖远左右军合计八个军的副都指挥使就全面空缺了出来。于是李曜又很及时的宣布：八个副指挥使位置，将在与李茂贞作战结束之后，论功行赏！
以义凌之，以势迫之，以威压之，以利诱之。
奉天子之命来讨不臣，是为以义凌之；引河东为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同州，挟大胜余威南下华州，使韩建心惊胆战，是为以势迫之；大军入城，即行雷霆手段，强行整编，毫不通融，是为以威压之；空出八大副指挥使高位，又使任何人均可以军功来争取，是为以利诱之。
李曜的政治手腕，在这一刻显露无疑。
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李曜除了整军之外，几乎“忘记”了所有别的事：对于韩建，未曾宣布处罚；对于投诚的李巨川，李曜只是命他“帐前听用”，并未给予一官半职；对于主动来投的前捧日都头李筠，李曜也同样未曾启用。
臣离中枢不可悲，可悲者宦竖专横，陛下必为蒙蔽，甚有废立之忧。臣临行涕泣顿首，宦竖务须剪灭，除恶务尽！则朝堂清明，社稷可存！
李晔见到这奏表，怒不可遏，便问王抟对这事有什么意见？
王抟见天子问话，从容奏道：“人君当明识大体，无所偏私。宦官擅权的弊端，自古便有，谁人不知？看眼下的形势不可猝然剪除，国家如今多灾多难，宜等候这些灾难渐渐平息，再乘机会。”表明态度后，又说道，“愿陛下不要将臣说的话轻易泄露，以加速奸小妄起变端。”
李晔深以为然。然而李晔不轻泄，崔胤难道就不能知晓？李晔身侧早已布满其耳线。王抟将宦官定性为“奸小”，传到崔胤耳里，却以为是指己，遂于赴任途中，再上一表，道：
王抟奸邪，已为宦竖辈外应，陛下切不可听之！
当时正是征服常山后，朱温回到汴州。接到崔胤书，便上表称：
王抟与枢密相表里，同危社稷。崔胤不可离辅弼之地，请陛下收回成命。然则，臣将携兵入阙，清君之侧！
表章连奏数道，李晔畏惧藩镇，见表大惊，更何况此时举朝正因为王镕改附而震荡不安。李晔怕朱温出兵干涉，迫于无奈，只好将崔胤召回。当时崔胤方行到湖南境内，正应了坊间“天子出幸易，崔胤罢相难”之说！
崔胤三罢三复，与朱温内外勾结，遂将王抟与两枢密宋道弼、景务修罢出朝廷，不久又想赐三人自尽；因刘季述、王仲先掌管宿卫，手中有兵，尚未敢轻动；而以另一宰相徐彦若位在己上，硬是逼其辞相，出为清海节度使。自此崔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
然而王抟罢相，却惹恼了河中节度使李曜。李曜能有今日，王家出力甚多，而且按照他的规划，今后需要用到王家的地方也颇为不少，因此一闻王抟罢相，深恐他遭遇不测，于是立刻起兵，西进关中，要“迎官家回銮长安”。
等李曜到了关中，不久即平定同华，韩建束手就擒。李曜花了一个月时间整编华州新军之后，闻朱温在此北伐河北，遂放下后顾之忧，只留一军镇守华州、潼关，自己亲率大军西进与李茂贞争锋。
再一次使用围魏救赵之计调动李茂贞让出长安之后，李曜领兵进入长安，又派开山左军东去接李晔回銮。
待李晔回到长安，李曜忽然上表，主要说了两件事：其一，为朝廷安危计，请官家再设左右羽林，拱卫长安，因有神策军在，左右羽林可暂驻京畿附近军镇；其二，弹劾崔胤，并为王抟鸣冤，请李晔为其再复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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